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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「记忆的斗争」与「民主的愿景」──读 《列宁的坟墓》上卷

    2020-06-11

    本书是一部编年史,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座体制如何走向末日。我曾旅居莫斯科,亲身生活在那末日之中,并踏遍这座没落帝国的所有土地。我相信,儘管前方困难重重,但他们绝对不会走回头路。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发展。如果我们不愿伸出援手,这将会严重危害俄罗斯、前苏联及全球安全。

    ──《列宁的坟墓:序》

    在1988年1月,美国记者大卫.雷姆尼克(David Remnick)以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,见证到苏联解体的历史时刻,透过採访和纪录,写成《列宁的坟墓》,记载共产体制崩解的前因后果。从序言中,作者已点出了共产主义这种「最残忍」的体制终究有崩塌的一天,而崩解后的前苏联国家,在寻求自由理想的道路上,还有漫漫长路。作者深知共产体制的可恶,心底涌出了美国作为「世界警察」的正义感,为了让世人警惕,为了和平的未来,书写这段历史也有了使命感。

    谁能赋予「记忆」正当性?

    《列宁的坟墓》作为一部「编年史」,第一部「以记忆之名」(By Right of Memory)以「重返历史记忆」为主轴,叙述了共产政权统治下,「历史」与「记忆」之间的斗争。相对于官方书写的「大历史」,个人的「记忆」是带有主观性的自身经历,而这些「个人记忆」与「官方历史」之间出现冲突时,「记忆」会缺乏了正当性,不会记载于历史中,久而久之,就会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不见。「以记忆之名」(By Right of Memory)中的「Right」指的不只是拥有记忆的「权利」,也带有「正确」的意思,肯定了历史真相的重要性。就如米兰.昆德拉所言,「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,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。」极权政府巩固政权,以控制历史作为统治手段,为了「政治正确」而试图抹去某些历史真相。

    第一部的首章以苏联军官追查和挖掘「卡廷大屠杀」一段历史为序幕,在这一部的最后一章,也巧妙地以另一个被掩盖的历史作为句号:

    他们希望未来有一天,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瓶子,读这些信并记得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他们想要把这些挚爱的名字送到未来。

    在1932年到1937年,史达林为了建造「莫斯科—窝瓦运河」,造成大约五十万囚犯死亡──政府把农夫们当作「富农」,肆意逮捕和劳役。纵观第一部的历史叙述,作者揭露出苏联历史上大量的「空白」──关于国民或异见者被监控、逮捕、残杀,被送去集中营劳役或凌虐等等的过去,都不会在官方的历史书和教科书出现,为了创造共产党的「神话」,建立「苏维埃」的国族认同,官方透过历史和教育,打造出「苏维埃人」的民族,把共产政体塑造成「正义而强大」的体制,苏联社会是「正义而繁荣」的社会,让人们陷入「共产主义能创造出理想的乌托邦」的意识形态中,从而产生认同。而「苏维埃」民族的建立消灭了种族之间的独特性,也消弭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,在体制下,集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,每一个国民都必须为了美好的未来必须为社会付出,甚至牺牲。在这个共产党的神话中,政党领袖如列宁和史达林是神一般的伟大存在,不容质疑和推翻,故此,他们在官方历史上不容有任何污点,好让国民对领袖和国族产生强烈的认同情感,有助于维持整个苏联国家的秩序。

    可是,「苏共神话」再美好,也只不过是谎言,一旦戳破了,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也随之爆破,而他们曾经相信的所谓「历史」和「真理」,在真相揭露的一剎那间,变得荒谬无比,而他们对于国家政府的信任也动摇,怀疑的思想一旦萌生,就会种下反抗的苗头。苏联政府固然知道这些黑暗历史不能揭开,故此,多年以来,当权者一直掩盖事实,打压异见者和追求真相的人,但谎言终究会被戳破的一天,当残酷的真相一一浮出地表后,苏联政体也随之瓦解。

    《列宁的坟墓》的第一部带出了历史和政治之间的关係,在这一部的历史论述中 ,不难发现苏联政府和异见者之间,产生「掩盖历史」和「追求真相」之间的矛盾,作者透过多个异见者反抗和追查真相的故事,揭露出苏共政府的专制与颓败。在阅读的过程中,不难发现故事中的异见者或抗争者都经历一个觉醒的过程,这或许是一个被压迫的过程,也或许是偶然的发现或觉悟,让他们对于共产体制的理想幻灭,见识到极权政体的可怕,让他们察觉到反抗的急迫,有了抗争与追求真相的勇气。同时,极权统治者如列宁、史达林、叶尔辛等共产党领袖不是被描述成是冷血残酷的独裁者,就是被塑造成是诱惑人心的政客,在统治之下的极权极器是冷酷无情的,顺从者不是盲目愚蠢,就是胆怯的,与正义而有良知抗争者形成对比。

    「历史」与「记忆」的斗争

    作者的历史书写固然是带着求真的态度,这种历史的叙述犹如纪录片的镜头,带领读者进入莫斯科街头、「十月广场」、森林墓地等场景,进入苏联的历史。这些历史故事,除了是受访人物的记忆,也是他个人在追查历史真相的「个人记忆」。笔者强调这是作者的「个人记忆」,因为在历史叙述,处处都留下作者作为「访问者」和「历史观察者」的身影,在叙述常出现作者主观性的比喻,包括把苏联形容为「老迈暴君」、「《绿野仙蹤》的奥兹国」,又把戈巴契夫的演讲所用的语言形容为《一九八四》中的「新语」,这些比喻让苏联政府极权的形像凸显出来。又如,形容苏联的学童教科书时,提到「『伊里奇爷爷』列宁也取代了美国孩童所熟知『迪克与珍』」,书中大量引用美国电影、书籍或文化元素,暗示了它的预设读者是美国人,而作者以美国记者的眼光看待苏联解体的历史,从选材上的叙事策略,或者是字里行间,隐隐透露出另一种意识形态,以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角度去旁观极权政体的衰败。

    「对读者来说,最困难的事就是跟政论文章打交道。」作者以此带出苏联领袖如何利用语言诱惑和控制民众。作者清楚语言和新闻如何煽动和影响读者,在语言的叙述和修辞运用上,会不会有讨好读者或其他的动机呢?

    在此,笔者要引用亚历塞维奇在《二手时代》对「苏维埃人」和苏联历史的看法与本书作对照:

    我们这一类人,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,彼此相同,与其他人类不一样。我们与死亡有一种独特的关係。在我记录的故事中,这些语彙常常萦绕于耳:枪毙、屠杀、消灭、抹去,或者是一些苏联特有的消失方式:逮捕、剥削十年通信权、放逐。

    ──《二手时代》参与者笔记

    作为俄罗斯人,亚历塞维奇从人道的角度去看待自身民族的历史,没有刻意褒贬,有的是对种族以及个体生命的关注。《二手时代》里人物,不再是神化或妖魔化的领袖或是英雄式的抗争者,而是一个个平民百姓的故事,让读者听到人们的真实声音,感受到历史中更多更真实的细节与质感。无论从何角度去观看历史和书写历史,历史终究和人有关,或残酷,或温暖,至少史会让我们观照、反省,作为警剔,或成为美好未来的铺垫。

    信念崩坏,民众觉醒

    《列宁的坟墓》第二部记述的是苏联政体即将解体前种种颓败的景象。贯彻作者大卫.雷姆尼克细緻而锋利笔法,笔下的苏联政一片衰颓而崩坏:街头巷尾的乞丐、蟑螂乱窜的旅馆、贪婪无比的老党员、长期荒废的农地、疏于管理的矿坑、死伤无数的核电厂意外……即使当权者和顺从者一面努力以新媒体、政治监控等手段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,以维持社会主义的秩序,一面锐意在政治和经济上作出改革,希望能挽回共产党的颓势,但共产主义理想的幻象终究会打破,民众会看到幻象之下的真实、残酷而可怕的现实:

    这种国家体制根本就是一场骗局,连它提出的预算也是一样!当然,那些宣称经济大好的报告,根本就是谎言连篇,……

    共产主义体制本来的理想,是希望财富分配予国家的所有人,实际上,所谓的「公民社会」只是假象,权力与财富分配有着密切关係,「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,就是形成以财产拥有者与剥削者为首的新阶级」,这些特权阶级为了巩固自身地位,维持共产制度的秩序,总是一再重複谎言:

    我们不需要私有财产。这个国家不需要。那只会带来剥削。没有人想要剥削。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很多穷人。这里没有穷人,我们提供免费的住屋、天然气、教育还有医疗。此外,我们不需要多党制度。因为那只会带来混乱。我们需要共产党,也必须奉行共产党的準则。这就是迈向富庶的方法。

    事实上,只有他和一小撮的特权阶级富庶,他们会运用特权,与黑帮勾结、接受贿赂、垄断市场,并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掌握更多的经济权力以囤积财产。故此,苏共政权下永远无法实践「共产」的梦想,社会主义也会造成剥削,贪污和造假是苏联共产政权底下根深蒂固的问题,表面上营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,特权阶级却中饱私囊,而人民为了生活,必须贿赂在上者,这又壮大了苏联共产党的力量─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权力关係无法翻转。

    社会主义导致经济崩坏,普遍国民都处于被剥削的状态,大部分的人都处于贫困或物质贫乏的状态,就算努力劳动也得不到生活上的保障,或是陷入长期失业的状态,老无所依,婴儿夭折率奇高,可见经济问题让苏联社会瀰漫着死亡的气息。纵然如此,官方却还是对外宣布「乞讨不常见」、婴儿死只是「暂时」的现象、监狱「没有关过政治犯」,「撒谎」和「相信谎言」成了苏联社会的常态,人们几乎陷入了麻木与疯狂的状态,甚至迷信神秘主义所谓的「神蹟」──在推崇「无神论」的共产统治下,人们彷彿被灌了迷药般,沉迷于「神蹟治疗」的电视节目,可见在社会崩坏的情况下,群众的困惑和绝望,让他们变得更盲目和非理智,某程度上也容易被煽动──诱惑人心的骗子和政治人物,也只是一线之差。

    当整个国家的人们生活得苦不堪言,反抗的声音终究会冒出来,各个地方公会陆续罢工,而苏联卫星国,如波罗的海和立陶宛相继争取独立,令苏联的统治逐步被瓦解。这时候,苏共政权要解体注定是必然的结局。但官方的谎言依旧说下去,当时的领袖戈巴契夫还妄想以电视传播来控制人们的意识形态,但最可怕的是,为了维持表象,官方竟然否认核辐射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,就算工程师发现核辐射高出了好几百万倍,官方说只是「检测仪坏了」,拒绝进行大规模的撤离行动──苏联共产党为了稳定政权,做出了泯灭人性的决定,最终,把腐坏的局面赤裸裸地暴露于人前,衰亡将一触即发:

    这座核子反应已经毁灭殆尽。在我们社会中被长期隐藏的浓疮,也因此炸开了,里面全都是志得满意与自我吹嘘,腐败与护短,狭隘的心智还有徇私的特权。现在,这个老旧时代的尸体早已腐败──充满谎言与腐败精神的时代──让空气中瀰漫着核子辐射的恶臭。

    政权腐坏是根源性的问题,无论戈巴契夫花了多大力量维持政权,苏联共产党的神话终究要幻灭,而他一手策划的「改革」只是垂死挣扎。耐人寻味的是,戈巴契夫的「开放政策」在某程度上,成了民智开放的缺口,让国民得到民主的启蒙,对自由有热烈的期盼,而「开放政策」与苏联一直的历史叙述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冲突,让苏共政权内部产生分裂。

    知识分子的双面性

    在此,不得不留意的是知识份子们的双面性。其中,戈巴契夫和卡平斯基作为代表,展现出苏共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内在複杂性。作为共产领袖,戈巴契夫「平衡着真理与共产党的信念」,努力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,却在实践的过程中掩盖更多事实,统治手法渐趋向极权。而卡平斯基作为政权的附庸者,深明极权政府的可怕,在威权下纷纷妥协,甚至为了进入权力核心,附和在上者,这过程中,他们的内心会产生道德上的矛盾和挣扎,「摆荡于抵抗与投诚」。一直以来,卡平斯基「没有承担任何风险」,投诚于苏共政权,但随着政权风向的改变,卡平斯基也逐渐从「半异议」状态变为异议分子,透过《莫斯科新闻》传递想法,以表现「知识分子的良知」。

    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推动社会改革上极其重要,《新世界》主编扎雷金把握「开放政策」的机会,出版作家索忍尼辛的作品,以弥补过去对极权统治妥协的错误。索忍尼辛的作品揭露出苏联政体长久以来的弊端,把列宁从神坛上拉下来,苏联共产主义画上句号。

    历史走到这一步,良知战胜了极权政府。索忍尼辛和沙卡洛夫作为精神领袖,作为诺贝尔得奖者,他们既能引起国际关注,又能在国内成为道德典範,是推动民主的重要角色。戈巴契夫处置沙卡洛夫方法,也可窥探出戈巴契夫作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内在複杂,他一方面让沙卡洛夫回莫斯科,让沙卡洛夫重获自由,另一方面对政治犯和维权分子有所忌讳,但无论如何,缺口一旦打开,民主和自由的呼声随之而来,而沙卡洛夫的声音,在此刻多幺响亮:

    但是,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,必须更为努力,追求那些神圣的目标。这个世界上曾经如此荒芜,却能孕育出如此繁荣的物种。人类就是诞生于这个阶段。我们必须履行理性的要求,并创造更好的生活,为了自己,也为了理想。纵使这些理想非常模糊,且难以一探究竟,但确实长存我们心中。

    在生灵涂炭的一片颓败,人道和自由是多幺的重要。或许沙卡洛夫的言辞不是最动人的,却是最鼓舞人心的,尤其在这个时候,在废墟中,让人们看到希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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